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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制度之局限与出路思考

作者:民三庭——张欣 来源: 本站原创 日期:2018-10-01 浏览:4457 次 [ ]

证人在法庭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陈述出来,再现案件真实情况,是法庭调查的重要任务。证人是除当事人之外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直接见证者,了解民事纠纷的过程,他们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事案件的原貌。证人作证从发现真实的层面上看,具有其他证据形式所不具备的证明作用,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证人作证制度尚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能否提高证人证言的高效性与真实性,是诉讼制度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证人作证的现状及成因

(一)证人出庭作证率不高及成因分析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经过了几次修改,相关司法制度已逐渐完善,但是证人作证的出庭率偏低的现状仍然未有大的变化。[1]证人不出庭作证并不单单由其主观意识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各方面的原因。

1.司法资源缺失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商事方面的活动也不断增加,人们之间因民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民事案件的大量产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机构冗杂,设置不合理的现象依旧存在,司法机关内部的职能机构的设置以及人员的配置方面也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2]

司法机关内部存在的力不能及或者力所能及而不及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证人想要出庭作证必须征得法院的同意,并获得司法机关对其的保障,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内部存在问题,证人则更愿意选择不出庭,避免因出庭而给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效率和公正都是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坚持的原则,但是随着工作量的不断加大,法院为了实现案件的正常审判,大多时候选择的都是效率原则,在能够让证人不出庭就能作证的情况下,一般选择让其以其他方式作证。

 2.证人证言采信率低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的证人作证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司法机关依申请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后,证人由于种种原因而证言矛盾、证言反复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官形成了思维定性,对证人的证言半信半疑,反复求证。若证人确实存在口不对心、证言矛盾反复的情况,法官反复求证有利于寻求案件的真相,避免受到虚假证言的迷惑,从而做出公正裁判。但是,如若将此作为询问证人证言时的固有模式,则审判人员的此种谨小慎微恰恰会成为审判活动中的枷锁,非但不能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还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审判时间,降低诉讼效率。证人无法忍受法官的不信任以及繁杂的法庭程序,选择不出庭作证的情况时有发生。

3.证人受传统文化影响

我们国家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以和为贵”和“非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处理争议的思维方式,只要能自行解决,人们一般是不愿意选择“打官司”这一方式的,当事人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请求法院对纠纷进行裁判,出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证人并非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处理如何与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证人更多情况下愿意选择不出庭,避免因出庭给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渐渐与时俱进,但是封建思想依然存在绝大多数人当中,传统的对诉讼抵触的思想是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重大原因。无论是证人对传统非讼思想的固守还是对法律规定的盲目畏惧,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证人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未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缺失使得证人对出庭作证这一行为产生本能的抗拒,阻碍着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4.证人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并在第102条第1款规定了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对证人因出庭作证所支付费用应进行补偿。从现有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已对证人的权益保护有一定的认识。虽然法律条文中体现了国家对证人保护的意识,但是想要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落实这一条文尚存在一定困难。司法资源的缺失以及当事人法律意识的不健全导致的思想偏差,使得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

同时,国家保护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证人个人而言,对于证人的亲友却没有明确的保护。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是一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证人亦是如此,证人的社会关系是其思考问题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如果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使得亲友受到伤害,必然会导致证人不再愿意出庭。立法中对证人亲友的保护的缺失也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证人出庭作证。

(二)书面证言等特殊作证方式利用不充分

书面证言是证人充分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表现,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重要补充,在证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若还一味的否认书面证言,则极有可能无法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崇尚口头证言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书面证言对证人证言的有效补充能力,对书面证言的低估使得其在很多方面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同时也使得书面证言无法完全发挥其弥补口头证言缺陷的能力。

1.采用特殊作证方式的条件未严格把握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应当出庭,但是确有正当理由无法出庭时可以以书面证言、视听资料或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等方式作证。至于困难情况如何适用,条件如何把握却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提到的证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情况包括身体健康状况、特殊岗位要求、交通不便、自然灾害、其他特殊情况五种情况。一、身体健康原因。我认为这主要应当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医生认为证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出庭作证的话,则可以准许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情况的认定并不存在很大的争议。二、交通不便。有的地方虽然汽车、船舶等一般的交通工具很难行走,但是证人本身可以克服这一情况,运用自己的方法完全可以在案件正常审判的情况下出庭作证,但是若由于证人自身不愿出庭,而以交通不便为理由选择提交书面证言,法院可能也会准许,对提交的条件的宽松就造成证人对特殊作证方式的滥用。三、特殊岗位要求。什么是特殊岗位以及怎样的特殊岗位不适宜出庭作证,是法官和当事人无法达成共识的地方,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常常受到质疑。四、自然灾害。证人本可出庭作证,但是由于天灾造成的限制无法出庭,这一条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认定,但是并不存在特别大的争议。

前四种情况有着具体的原因要求,可能现实生活中会存在一些认定不当的情况,但不会偏离主要的轨道,对于特殊作证方式的适用条件基本能够把握好。但是法律规定将“其他特殊原因”作为证人提交书面证言的情况则稍显抽象,法律也没有对其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4]证人提出自认为特殊的原因要求提交书面证言以替代出庭作证,如果法官认为符合特殊情况予以准许,则容易造成证人能够出庭而不出庭的局面,并且这种局面由法院准许,当事人无法再一次申请其出庭。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不出庭给案件审理造成困扰,不论是从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方面出发还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方面出发,证人不出庭而是提交书面证言都是对审判精神的违背,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当事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使得大家对书面证言形成更深层次的排斥,书面证言被误解。

2.缺少对特殊作证方式的审查规则

准许证人以特殊方式作证后如何对其进行审查,司法机关并没有统一规则可以适用,这将会直接影响该证据材料发挥其功能,致使其难以得到合理使用和采纳,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发现。

第一,缺乏因客观原因限制证人出庭的证明规则。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在存在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时可以特殊方式代替出庭作证,这为证人逃避出庭提供了可能,在确实存在某些不便利的情况但是证人完全可以克服,并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出庭作证时,证人由于不愿出庭而主观夸大客观限制条件以逃避出庭,证人证言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时也阻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这一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因客观原因限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证明机制缺失。证人因客观原因或正当理由可以不出庭作证仅提供书面证言或以其他方式作证,在证人提出不出庭作证的申请时,法庭一般不会要求其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证明其确实存在不宜出庭的事由,但是缺乏相应的准用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第二,未有效区分利害关系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活动中,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当事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属于证明力较薄弱的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特殊作证方式上却缺少相应规则的适用,当证人无法出庭而以其他特殊方式作证时,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证人,或者与当事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相应有利或不利于当事人的证言,其证明力是否更为薄弱,在关于特殊作证方式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证人极易受到个人感情的影响,证人在排除个人感情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证言应当更能反映事实的真实情况,更具有可信度,如果对此不进行明确的规定,对与当事人关系明显好或者不好的证人作出的对当事人明显有利或不利的证言直接加以采纳,未有效区分利害关系人,并不能帮助法官及时查明案件真相,与法庭和当事人而言都是不利的。所以,对于有利害关系者以特殊方式作出的证言,可以借鉴以出庭方式作证的有利害关系者证言的规则,对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缺乏证人品德参考规则。证人须如实作证,但是仅靠外力强制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内因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而言。证人若出庭作证,法官和当事人必定对证人的言辞有所审查和监督,但是书面证言等其他特殊作证方式中证人无需出庭,无法正确判断证人是否如实作证。“对证人进行品德方面的参考有利于提高书面证言或其他作证方式的可信度”。[5]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等其他方式的证言时无需出庭,减轻了证人诚实信用的压力,如果证人品德优秀,即使在无法庭直接的压力下一般也会如实作证,但是若证人品德有缺,因证人证言作证方式的特殊性,法庭无法保障其提供的书面证言或其他作证方式真实有效。虽然我国诉讼法中并不认同依据当事人的品德对其进行定罪处罚,但是准许法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以当事人的品德为参考,可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裁判,证人同样如此,采用书面证言等特殊方式的证言时对证人进行品德参考是提高书面证言证明力的一个有效方式。我国现阶段的民事诉讼活动中明显缺少对以特殊方式作证证人的此种考量。

二、弥合证人作证制度的理想与现实差距

(一)保障证人作证高效性的程序规则

公正和效率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要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保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才可能做到公正裁判,在尽可能实现公正的基础上,如何保障诉讼的效率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1.强化逾期举证法律后果对证人作证的制约

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的数量不断加大,在存在审限的情况下,时间是民事诉讼活动一个关键点,无论进行什么程序都需要时间作为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6]在此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举证时间过长或者已过举证期限仍逾期举证,势必会降低民事诉讼的效率,加大诉讼成本和压力,所以对当事人逾期举证设置一定的法律责任则可以有效提高当事人的举证效率。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

我国《侵权行为法》暂时并未将侵犯诉权认定为侵权行为,但当事人逾期举证,致使对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害,可以依照《侵权行为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维持原状、恢复名誉和赔偿损失等等。据此,法院应当责任逾期举证的当时说明理由,若当事人说明的理由不成立或是当事人拒不说明的,法官可以根据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影响程度,决定对当事人逾期举证的证人证言是否接受,若是逾期举证的证人证言对案件有重要影响甚至最终决定案件的裁判而被法院所接受的,法院可视情况要求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进行训诫或罚款。

2.明确当事人对证人的异议权

在我国现阶段的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证言的提出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后法院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调查只有申请权并不能在申请的同时迫使法官作出某种决定,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分析后,对证人作证可以准许也可以不准许,如果法官准许证人出庭作证,对方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只能被动的接受,而无法对证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进而提出异议,这不免形成法官对证人证言审查的垄断地位。

但是在对证人资格进行审查方面,“如果能够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则当事人能够对证人资格以及证人能力进行调查,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目的的获取更多的对案件有帮助的证据,提高案件审判的质量”。[7]同时,证人作证无疑是对司法资源更多的占用,如果没有对证人进行必要的审查或者审查不到位使得不具有证人能力的人出庭作证,最终必定导致案件受到不合理的审判,不免走上纠错的程序,更大程度上占用原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但是当事人拥有一定的异议权则可以在坚持公正的原则上提高诉讼效率,最终使得案件得到最合理的裁判。

3.完善特殊作证方式的程序规则,提高作证效果

第一,确定因客观原因限制证人出庭的准用证明规则。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在存在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时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视听资料、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等方式代替出庭作证,这为证人逃避出庭提供了可能,在确实存在某些不便利的情况但是证人完全可以克服,并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出庭作证时,有些证人由于不愿出庭而主观夸大客观限制条件以逃避出庭。证人证言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时也阻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如果对书面证言的准用提出证明文件的要求,则能够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方面对证人出庭进行监督,同时也提高了书面证言的可信度,发挥其应用的功效”。[8]比如,因身体健康状况无法出庭,则应当提交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证明;因自然灾害原因无法出庭,则提交当地相关行政机关对灾害事实的证明等等。

第二,有效区分利害关系人。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当事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属于证明力较薄弱的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在书面证言、视听资料、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的证言的适用上也可以进行借鉴,证人极易受到个人感情的影响,当证人无法出庭而以其他特殊方式提交证言时,证人作证时在应当排除个人感情因素,在此情况下做出的证言才更能反映事实的真实情况,更具有可信度。但是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或者与当事人有利害冲突时,应当有效区分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适用相应的证据补强规则,有利于提高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最大程度的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相,作出正确裁判。

第三,确立证人品德参考规则。证人须如实作证,但是仅靠外力强制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内因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证人的书面证言或其他作证方式而言。证人若出庭作证,法官和当事人必定对证人的言辞有所审查和监督,但是书面证言或其他作证方式中证人无需出庭,无法正确判断证人是否如实作证。虽然我国诉讼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应当依据当事人的品德对其进行定罪处罚,但是准许法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以当事人的品德为参考,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裁判,证人同样如此,采用书面证言、视听资料、双向传输技术手段证言时对证人进行品德参考是提高书面证言证明力的一个有效方式。

(二)保障证人作证真实性的程序规则

证人作证是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之一,用其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要保障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是真实的,就要以证人证言本身具有真实性为前提,所以我们要求证人应当如实作证,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1.借鉴证人宣誓制度为证人如实作证奠定基础

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奥地利等国家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时,如需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前应该首先进行宣誓,英美法系的国家一般遵循证人宣誓制度,除了儿童由法律规定可不宣誓以外,其余证人作证前都应履行这一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同样也规定了证人宣誓制度。

证人在作证前进行宣誓虽说伴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是对证人的一种心理暗示,要求其遵循正统的道德要求,但是也可以被认定为一种契约。证人在宣誓中表示自己将如实作证,否则愿意接受惩罚,这是对当事人和法官的承诺,证人宣誓后法官要求其作证,承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依此作出裁判。英美法系中也有相关规定,证人未经宣誓而作证的,不成立伪证罪。证人未经宣誓,没有向法庭承诺自己证言的真实性,这种情况下,不追究证人作伪证的责任。

我们国家并没有相类似的宗教传统,证人宣誓制度在我国似乎没有根据,但是宣誓制度中对证人的要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不仅要求证人从内心出发,遵循道德要求,而且从形式上给证人一定的压力,要求其履行在法庭上做出的承诺。[9]而且,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类似于证人宣誓的要求,《周礼·秋官·司盟》中有记载:“有狱讼者,则使盟诅。”[10]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也渐渐认同证人宣誓制度的重要性,200111月厦门思明区人民法院试行《证人宣誓规则》;20024月广西柳州市城中区法院也规定了证人向宪法宣誓制度等等,借鉴证人宣誓制度中的优秀部分将是我国证人证言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2.贯彻诚信原则规范证人作证行为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诉讼诚信的原则,要求证人如实作证正是诉讼诚信原则的表现,法官在审理案件之前告知证人应当如实作证,若虚假作证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规定的相应的法律责任,促使其如实作证。除了立法明确,还应完善其他措施更好的保障证人如实作证,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充分发挥诉讼诚信原则对证人的约束效果。

第一,要求证人签署诚信条款。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一直强调的道德准则,违背内心中已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证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负担是无疑的。要求证人作证前签署诚信条款,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引导,促使证人如实作证。

第二,建立诚信档案。对证人虚假作证的行为记录在其档案中,个人档案与证人学习、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个人档案中因证人虚假作证而出现不诚信的记录,必将影响证人的生活。证人因此产生的内心恐惧促使去在作证过程中说出事实真相,民事诉讼活动并不是封闭的秘密的活动,证人在大庭广众下,也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其如实作证。诚信原则的遵循在证人如实作证和法院调查事实真相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强化违反如实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证人应当如实作证,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作伪证者要么不制裁要么制裁不力,使得伪证现象层出不穷。加大对伪证行为的法律制裁,强化违背如实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能够对有效制止甚至预防伪证现象的发生产生倒逼效果。

何家弘先生在《证人制度研究》中认为,证人作伪证实质上就是侵权行为的表现。证人因作伪证而造成案件被错判后一般无需对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证人的心理负担,但是证人的伪证行为和法院的错判是导致当事人利益被损害的原因,证人作为当事人权益的直接侵害者,应当由证人对当事人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证人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可以借鉴《侵权行为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证人因作伪证对当事人造成损失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恢复名誉。证人作伪证后导致当事人败诉,当事人不免因此受到邻里乡亲的指指点点,名誉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2)消除影响(3)赔礼道歉(4)赔偿损失(5)赔偿相应的诉讼成本损失(6)赔偿精神损失”。[11]只有从轻到重制定相应的责任制度,才能真正减少甚至防止伪证现象的发生。



[1])胡育才:《如何提高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率》,载《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年第2期,第34页。

[2])程春华:《民事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3])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4])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5])宋英辉,汤维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6])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7])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8])吴泽勇:《证据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9])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0])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11])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